酒驾，令人深恶痛绝，虽然国家在法律上明确了酒驾入刑的严厉措施，但是迄今为止，它仍在不时上演，并造成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。近日，为进一步根治酒驾，武汉市交管局推出一项新政：酒后驾车，除司机受罚之外，同车乘客乃至同桌饮酒者，均将视司机违法情节轻重，接受现场教育、１小时深度教育两种形式的处理。

　　这项新政很快引来了争议。支持者说，这可以让同车的人督促驾驶人酒后就不要开车了，应该予以表扬；反对者说，上述政策会无限加大同车人的责任，交警涉嫌滥用权力。针对社会舆论，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及时回应，并且再三强调，“是教育不是处罚”。可是，这却成为一些媒体进一步追问的重点：如果只是“教育”，那么同车的人是否可以不接受？如果“教育”是强制的，这和行政处罚区别在哪里？对此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“警告”是一种明确的行政处罚措施。按照武汉“新政”，处理违法酒驾者的同时，对同车者现场教育或1小时深度教育，就有可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宣传教育，而是一种事实上的处罚了。

　　近年来，不少地方推出了治理交通乱象的新招，比如为了治理乱开远光灯，深圳交警用上了让当事人罚看远光灯的措施；治理闯红灯，山西交警要求当事人抄写“红灯停绿灯行”100遍。这些举措的出发点固然是好的，但是交警执法一定要有明确的执法依据，不能擅自创设任何的处罚措施，否则就有可能陷入“以违法来惩治违法”的尴尬。

　　当前，我国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国，“法定职责必须为、法无授权不可为”已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，在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，一些地方和部门直接推出执法创新，自然很难赢得社会认同，缺乏通行基础。武汉交管新政的舆论争议说明，这种做法往往得不偿失，因为它还会损害法律权威性和执法公信力。换言之，法治是善治的根本，只有把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，社会才会走向善治。新形势下，任何执法创新要想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，都必须首先经过合法性论证。

　　眼下，我们的社会治理并不缺乏法律，关键是对法律的严格执行，是广大执法部门扎实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办事。创新举措推出之前，不妨先和法律规定对照对照，确保于法有据；公布之时，不妨与法律规定同步推出，增强权威公信。即便遇到一些法律尚未明确规定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不妨先分析论证，尽快在法律制度上破题后再予以实践，或者先调查研究，听听广大群众的意见建议，在小范围内先行先试，待到取得一定工作经验和社会效果后，再努力做好法律的衔接与完善，做好创新的推广与应用。总而言之，有权不可任性，诸如武汉交管的新政，不妨再审慎些。希 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