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岁的张建国给在天津找工作的大儿子张超拨了个电话，一直等到电话那头的忙音消失才接通。但他没想到，等来的却是儿子的死讯。

　　8月7日凌晨5时许，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，25岁山东籍男子张超在静海区误入传销组织，7月14日其尸体在天津西青区一条小路上被发现。

　　向招聘网站投简历被骗至天津

　　7月10日，距入伏还有两天。这一天，25岁的张超冒着酷暑，从山东老家乘坐高铁赶到天津。几天前，他在招聘网站发布求职信息并接到录用通知，他是专程来应聘的。

　　张超生于山东省郓城县郭屯镇西张楼村，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。2011年，他考上内蒙古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专业。“他平时学习成绩很好，高考发挥得不好。”张建国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，儿子心气儿很高，为了考上更好的大学，他复读过一年。

　　张超确实是个听话的孩子，没怎么让父母操心。“我侄子跟张超差不多大，两人玩得特好，我总让侄子跟他多学学。”村支书老张说，张超从小就稳当、学习好，“孩子们调皮捣蛋的，从来没有他”。

　　去年，张超大学毕业，学校为其联系了一份建筑公司的工作，月薪四五千元，工作地点在云南。一年期满，今年7月初，张超辞职回到山东老家，他希望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，“孩子挺孝顺，上班挣工资后还给我塞过钱。”张建国说。

　　张超一家在村里不算富裕，他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有一个10多岁的弟弟。50岁出头的张建国夫妇每天在镇里打工，每人每月收入2000元左右，别人家的孩子都早早去打工了，张建国却坚持要供孩子读到大学，“凡是家里有学生的，都挺困难的”。

　　或许是看到父母的不易，张超回家后没几天，便通过手机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。很快，一家总部设在山东的建筑公司的招聘信息吸引了他，负责招聘的人告诉他，有个项目在天津，将来可以在天津和山东两地自由选择工作地点。

　　张超告诉父亲说，这份工作月薪5000元，“我先去学点东西，积累点经验”。

　　生前爱打篮球身体好 进入传销组织第5天死亡

　　这20多天来，张建国总觉得像在做梦，有时他会自言自语，“活蹦乱跳的孩子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”

　　7月10日，张超到天津后，分别跟父母通过几次电话，没人发现他有什么异常。直到事发后，张建国反复回忆那几通电话，想从中找出些蛛丝马迹。

　　据他爱人回忆，孩子到天津后，她曾给孩子打过电话，那边把电话按掉，之后又拨了回来，说自己没什么事。还有一次，孩子在电话里向母亲抱怨说“这边环境不好，我想回家，过几天我不干了，回家去考个公务员”。张建国认为，这句话可能是孩子在暗示什么，或是向他们发出信号。

　　张超到天津的第5天，7月14日，张超的母亲反复拨打儿子电话不通。直到晚上7时许，张建国终于拨通了儿子的电话，那边说话的却不是张超，而是天津公安西青分局的民警。

　　民警告诉张建国，7日14日上午7时许，接报警称，在西青区张家窝真灵泉北里西侧附近小路上发现一具男尸。尸体检验无外伤。经查，死者确认是张超。

　　据当地警方通报，张超是7月10日来津到静海区误入传销组织的。7月13日，传销人员王某某(女，24岁，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人)发现张超有中暑症状，并服用藿香正气水等药物，但病情未见好转。当晚，传销人员王某某、刘某某(男，21岁，山西省忻州市人)雇用祖某某(男，55岁，黑龙江省北安市人)夫妇开车，共同将张超送往天津站让其回家，途中发现病情严重，将其弃于案发地。

　　直到赶往天津人民医院见到儿子的尸体，张建国依旧想不通，这个平时身体很棒，爱打篮球，几乎从不打针吃药的大儿子，怎么就救不回来了。

　　据当地气象部门公开信息，7月13、14日前后，天津市最高气温都曾达到40摄氏度。去年夏天，在静海传销组织被困后逃脱的于海描述，在静海镇上三里村附近的小平房里，夏天每个房间挤着10多个人，只有一个小电扇。

　　“白天，他们都赶我们去农村野地或是小树林里，躲避警察。”于海说，每十几个人共用七八个可乐瓶的水，渴极了才让你对嘴喝几口。“到中午太阳毒的时候，晒得人头晕眼花”。

　　被困一个月间，他见过有人生病，但从未被送去医院，实在觉得病得不行了，会有人去买点药扔给病人吃。

　　屡禁不绝的传销毒瘤

　　张超的尸体被发现后，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于7月14日立案侦查。7月15日，公安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犯罪嫌疑人祖某某、刘某某、王某某依法刑事拘留。目前，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
　　张超当然不是第一个死于传销的年轻人。一位多年在天津的反传销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，静海的传销组织以“蝶贝蕾”为主，属于北派传销，限制人身自由，比较粗暴，动手打人是常事，“死个人，不是新鲜事”。

　　据天津警方公布的最新消息，8月6日起至8月26日，天津公安机关在全市组织开展为期20天的以打击整治静海传销为重点的集中行动，并表示“做到打不净不罢手、打不绝不收兵”。行动两天以来，共出动警力3000余名，排查村街社区621个，发现传销窝点420处，清理传销人员85人。

　　这几天，静海区静海镇上三里村、下三里村、大口子门村等原本传销团伙扎堆的村子，均出现了少有的“安静”。很多房子空无一人，传销笔记及生活杂物等散落一地。附近村民告诉记者，“那些人这几天都被打跑了。”

　　静海农村，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一样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，家里只剩留守的老人和孩子。曾把工厂设在静海区城乡结合部的李耀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，“很多农村房子闲置，而把房子租给传销的，租金能高出其他的1~2倍。”他认为，现在对房主的处罚力度加大了，又设奖举报，愿意包庇传销组织的人会越来越少。

　　据他多年观察，城区与农村交界区域，是传销组织最活跃的地区，“以前城区也有，这几年一直在打击传销，他们都跑到城市边儿上来了。”

　　他的工厂周围总能看到三五成群的传销人员，清一色的外地人，20岁出头、不会说静海话，每天就是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，白天到农村地里去，晚上回村里睡觉，“年轻人一接触传销，就什么也不想干，天天就想着凭空发财”。

　　李耀见过无数次警方打击传销人员的场面，也见过一车车传销人员被遣返原籍，“但送的人还没回来，他们就都跑回来了”。

　　惩办传销组织难点何在

　　传销为何屡禁不绝？记者采访了多名反传销专家及法律界人士，他们的一个共识是，目前的刑法对传销行为定罪门槛较高，难以对绝大多数传销人员治罪，令众多传销人员有恃无恐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要惩办一个传销组织有两大难点，即取证难和“涉案30人以上”的立案标准。传销成员往往极其善用“反侦查手段”逃脱惩处。组织中一些人已被洗脑，根本不愿意配合警方取证；而传销组织也将从前的集体培训，分散成十几个人的小团队。也就是说，只有涉及刑事责任的案件，公安部门才能介入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只有组织、领导传销，以拉人头和团队计酬形式进行传销活动的，才能判刑；而对一般参与的传销人员只能采取行政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形式。

　　也正因如此，执法部门虽一次次端掉传销窝点，但大多只能对传销人员进行教育遣散。很快，他们又会卷土重来。

　　一位反传销人士直言，各地公安、工商等部门，都花费了巨大的人力、物力打击传销，“哪里力度大一点，传销就赶到别的地方，就是打不净”。
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今年全国两会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副局长梁志毅建议，修改刑事立案追诉标准，在刑事法律层面上加大犯罪惩处力度。他认为传销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，是打击传销犯罪活动的法律层面力度不足。

　　他建议将“组织、领导的传销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”的这个立案追诉标准修改为“组织、领导的传销人员在二十人以上或者层级在三级以上的”，同时将现在“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”的立案追刑标准认定为刑法中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情形，在刑事法律层面上加大犯罪惩处力度。

　　其次，对不构成组织、领导传销罪的组织领导者给予治安拘留。此外，梁志毅还建议对参加传销者实施心理干预。由于传销者大多已经被成功“洗脑”，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心理干预，这些人重操旧业的几率很大。